1988年,美国《政治经济学期刊》登了一篇日后被引用上万次的文章,题目听起来就吓人——《理性成瘾理论》。作者是一对黄金搭档:加里·贝克尔和凯文·墨菲。贝克尔,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,1992年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,研究范围从犯罪、教育到家庭婚姻,什么都敢用数学公式量一量;墨菲当时是他的博士后,后来也成为芝加哥学派的顶梁柱。两位“学霸”把抽烟、喝酒、甚至吸毒这些看起来“失控”的行为,统统塞进了经济学最经典的“理性人”框架,得出的结论让当时不少人直呼“毁三观”。
文章的核心其实一句话就能说清:人会像买股票一样“买”上瘾。贝克尔和墨菲假设,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台计算器,把今天抽烟的快感、明天继续抽的爽、以后得病的痛苦、钱包瘪掉的心疼,全部折算成现值,只要“总账”不亏,就继续抽;哪天一算划不来,就立马掐灭烟头。最颠覆的是,他们证明在某些情况下,最优策略竟是“一下戒断”,也就是咱们说的“说戒就戒”,而不是慢慢减量。为了验证这套“怪理论”,后来有学者跑去超市收银台蹲点,发现烟价每涨一块钱,销量确实往下滑,而且穷人滑得更快,富人还能囤几包贵的,活生生把贝克尔模型演成了真人秀。
当然,批评声也一浪高过一浪。有人调侃:按这算法,烟民得随身携带超级计算机,才能算清未来几十年的健康贴现值。心理学家更不买账:很多人戒烟时“嘴上说不要,身体很诚实”,根本不像模型里那么潇洒。进入2000年,脑科学直接掀桌子:尼古丁一上来就绑架大脑奖赏回路,哪还有什么理性?不过有趣的是,贝克尔晚年也松了口,承认如果大脑会“改写”偏好,那理性人就得算一算怎么“修理”自己,这又把故事带回更复杂的博弈。

最接地气的还是政策圈。美国政府后来狂涨烟草税,用的正是贝克尔这套“罪恶税”逻辑:你不是会算吗?那我就把烟价抬到你算不下去。菲律宾甚至把多收的税直接拿去给全民上医保,效果还挺香。可硬币总有反面:南非、印度一涨税,黑市烟就满天飞,穷人照样抽,只是换的是政府收不上税的走私烟。于是大家发现,理性模型像一把手术刀,锋利却冷冰冰,它切得开价格和销量,却常常划破社会最脆弱的那层皮。
重读这篇三十年前的文章,给人最大的感受是:它像一面镜子,照见了经济学“把人当算盘”的天才,也照见了“人终究不是算盘”的局限。烟灰终会落地,但关于“我们到底怎么做决定”的争论,大概永远不会熄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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